《曾國藩》曾國荃對大哥的說法不服氣。去年湘中士人公推王闿運撰湘軍志。王闿運也揚言，為湘軍修志一事非他莫屬，他要秉董狐之筆，不溢美，不飾惡，為湘軍存一信史。

晉靈公繼位后，十分荒淫而驕橫，他常站在樓上,用彈弓射路上的行人，讓身邊的美人取樂。有一次廚師煮熊掌不合口味,晉靈公便把廚師殺了，并命人分尸八塊，用竹簍裝了拋尸荒野.相國趙盾（趙國君王的先人）對這些肆無法紀(jì)的行為非常憤慨，屢次向晉靈公苦苦進(jìn)諫.晉靈公不但不聽，還懷恨在心，要秘密除掉趙盾。趙盾聞訊，逃亡避難.趙盾的侄兒趙穿早已看清了晉靈公的腐敗本質(zhì)，趁他酒醉時將他殺死。之后，趙穿立晉成公為國君,趙盾復(fù)任相國。由于趙盾精明強(qiáng)干，得到朝野的普遍贊譽。史官董狐卻持有不同意見，他毫不隱瞞地在史簡中寫道：“趙盾殺其君.”趙盾見后極為震驚，去找董狐解釋自己并無殺君之罪。董狐堅持說：“你身居相位,國君被殺時雖然離開了都城，但并未走出國境；國君被殺后，你也沒有辦兇手，殺君罪名國相不負(fù)，當(dāng)屬何人？”后來，孔子聽到了這件事，他評論道：“董狐，古之良史也,書法不隱。”應(yīng)受到稱贊；趙盾也是“古之良大夫也，為法受惡，”實屬冤枉。從此，后人便把“董狐之筆”作為史家秉公直書的典范加以頌揚。
　　
　　董狐，春秋晉國太史，亦稱史狐。周大史辛有的后裔，因董督典籍，故姓董氏。據(jù)說今翼城縣東50里的良狐村，即其故里。董狐秉筆直書的事跡，實開我國史學(xué)直筆傳統(tǒng)的先河。
　　
　　《左傳》宣公二年記載，晉靈公夷皋聚斂民財，殘害臣民，舉國上下為之不安。作為正卿的執(zhí)政大臣趙盾，多次苦心勸諫，靈公非但不改，反而肆意殘害。他先派人刺殺，未遂，又于宴會上伏甲兵襲殺，未果。趙盾被逼無奈，只好出逃。當(dāng)逃到晉國邊境時，聽說靈公已被其族弟趙穿帶兵殺死，干是返回晉都，繼續(xù)執(zhí)政。
　　
　　董狐以“趙盾弒其君”記載此事，并宣示于朝臣，以示筆伐。趙盾辯解，說是趙穿所殺，不是他的罪。董狐申明理由說：“子為正卿，亡不越境，反不討賊，非子而誰？”意思是他做為執(zhí)政大臣，在逃亡未過國境時，原有的君臣之義就沒有斷絕，回到朝中，就應(yīng)當(dāng)組織人馬討伐亂臣，不討伐就未盡到職責(zé)，因此“弒君”之名應(yīng)由他承當(dāng)，這是按寫史之“書法”決定的。
　　
　　當(dāng)時的史官與后世大有不同，他們既典史策，又充秘書，即協(xié)助君臣執(zhí)行治國的法令條文。傳宣王命，記功司過是他們的具體職責(zé)，兼有治史和治政的雙重任務(wù)，實際就是具有褒貶臧否大權(quán)的文職大臣。當(dāng)時記事的“書法”依禮制定，禮的核心在于維護(hù)君臣大義，趙盾不討伐弒君亂臣，失了君臣大義，故董狐定之以弒君之罪。對此，孔子大加贊揚，稱董狐為“書法不隱”的“古之良史”，后世據(jù)以稱之為“良狐”，以表褒美之意。這是因為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時期，權(quán)臣掌握國命，有著生殺予奪的大權(quán)，以禮義為違合的書法原則，早已失去了它的威嚴(yán)，堅持這一原則，并非都能受到贊揚，而往往會招來殺身之禍。齊國太史就因?qū)懥?a href="/hycd/q/q202558.htm" target="_blank">權(quán)臣崔抒的“弒君”之罪，結(jié)果弟兄二人接連被殺。董狐之直筆，自然也是冒著風(fēng)險的，因此，孔子贊揚他，后人褒美他，正是表彰其堅持原則的剛直精神。這種精神已為后世正直史官堅持不懈地繼承下來，成為我國史德傳統(tǒng)中最為高尚的道德情操。

一般成語